罗维扬:那一年,我23岁

时间:2016-11-17 14:59 来源:今日竹山网     进入数字报 我要爆料

罗维扬

央视不时插播的公益广告《我23岁》,是让几个年轻人从工作岗位上依次出镜,高叫着“我,23岁!”,最后落脚到“年轻,不可看轻”的稚体字幕上。我看到这个广告,就想:是针对社会上存在看不起年轻人的倾向,让年轻人站出来为自己呜不平而呐喊;还是显示年轻人的朝气蓬勃和自豪感,激励更多年轻人努力拼搏,勇往直前呢?因而,回忆起我23岁那年由学校走向社会,从武汉来到竹山的种种境况,遂作此文。

――题记

一、撤离汤逊湖

1965年5月,我从武汉市洪山区南湖公社红星大队第八生产队的驻队四清工作队队员的岗位上“撤离”,告别汤逊湖。汤逊湖现在归武汉市江夏区管辖。2012年5月,我曾找到当年我住的那个地方,现在叫新路村,见到过当年的房东印锦文。

1964年9月,来八队参加“大四清”,与社员们“四同”。“同吃”,是吃派饭,早中晚三餐共交一斤半粮票,4角5分钱。“同住”,先住在一户下中农家里,后来发现他解放前在沔阳当过甲长,“不可靠”、“不能依靠”;就搬到贫协代表印锦文家里。睡的是自带铺盖。“同劳动”,我干过锄草、插秧、割谷、到武太闸去拉粪船等活儿;并帮助房东绞草把,挑水,择菜,烧火,扫地。“同学习”,进村时同学“前《十条》”,年底工作队到汉口黄浦兵站集训后,再进村就同学“后《十条》”。

驻八队的工作队员有三人,一位是洪山区农委的陶德义(?),他是三人小组的组长,四十上下年纪,我喊他陶同志;一位是洪山区东亭公社的团委书记周世焱,当时是“专业工作队员”,我喊他小周。当我单个儿与社员们一起下地锄草时,他们总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按照工作队的规定,总回答“是毛主席派来的”。他们追问,总有个工作单位唦。我还是说“是毛主席派来的”。他们不依不饶,竞相猜测。有的说是洪山区农委?我摇头。有的说是市蔬菜公司?我还是摇头。有的说是区文化馆?我依然摇头。有的说是区电影队,我也不点头。直到临别前,我才对房东印锦文说,我是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学生,快毕业了,要回学校补课,参加毕业考试。

临行前,小周送我一张小二寸的照片留念。我的同班同学涂怀章驻洪山区东亭公社,担任东亭大队工作组的秘书。当时没有想到,现在武昌东湖路翠柳街1号我所在单位湖北省文联大院正在当年东亭大队的地盘上。离开汤逊湖,没有饯行,没有欢送仪式,我也没向社员们一一告别,就背着被窝卷,提着小搪磁盆里装着杂物的网兜,沿着“港(河)”堤,步行到李家桥,再走到南湖公社机关门前集合,上了武师派来的卡车。与同来南湖公社参加“大四清”的武师同学们一起,摇摇晃晃回到位于武昌区三层楼、积玉桥一带的武汉师范学院,即现在的湖北大学校址。

二、毕业前夕

回到武师,我还是住男生宿舍楼302寝室,同寝室的还是周启富(硚口人)、徐修勤(汉口人,毕业后分到洪湖,第二年因送病人到武汉就医,自己却病逝了)、李永洲(麻城人)、褚福堂(均县人)、杨鹏健(恩施人)、汪为盛(麻城人,毕业后留校,当政治辅导员,住学生宿舍,第二年就因白血病去世)、徐新敬(通山人)和我(随县人)。一间屋里四张双层架子床,八张翻板小课桌,一个放碗筷的置物架,住着八位书生,同窗四年,难得!还是到凹字形的文史楼402教室上课;课余时间还是到数学楼底层的报刊阅览室去看《人民日报》副刊和《人民文学》、《诗刊》、《收获》、《作品》、《安徽文学》等杂志,偶尔路过教工俱乐部,也瞄一眼里面悬挂着的九吋黑白电视;还是到学校图书馆一次借四本书放在枕边看;早中晚还是到学生大食堂窗口排队凭餐票打饭;每天早晨学校广播站的开始曲还是民乐合奏《喜洋洋》。离校九个月,一切照旧。

入学时说要开的二十几门课,到四年级《外国文学》还没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设讲完。

《中学语文教学法》也没讲完,就要实习。教这门课的罗大同老师,是全国研究中学语文教学法的权威,他让我们看他的一本16开本铅印讲义,只讲了讲有关语文教学的实习问题。系里说要到汉阳三中去实习,不知为什么又取消实习了。罗大同老师让我备课,讲初中语文课本中韩愈的《师说》。我用一节课时间串讲了全文,精讲了“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罗大同老师和几个同学听完后,评论了一番,就算了事。

系里没要求写毕业论文。教《中国古典文学》的李悔吾老师,要我们写一篇文章,当作毕业考试,权当毕业论文。我自拟的题目是《论〈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典型形象塑造》,写了三四千字,不像现在学位论文格式“关键词,提要及英译,正文,参考文献,致谢”等等,就是一篇评论文章。我直接送到校门外第一排教工宿舍李悔吾老师家里去,算交卷,没有举行答辩,就通过了。

我的总成绩单上,凡是考试的科目都是“优秀”;凡是考核的科目都是“合格”。那时还没有实行学位制,只发了毕业证。1990年代,我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十大悲剧》和《中国古典十大喜剧》两本书,翻开版权页看署录,是王季思和李悔吾两位先生编的,倍感亲切。王季思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是我的文友、北京人艺的编剧郭启宏的老师;我是李悔吾老师的亲挚弟子,他教过我“明清小说”。

思想鉴定是系里抓的头等大事。教《外国文学》的金嗣锋老师,没给我们上课,却当我们班的政治辅导员,负责全班同学的思想鉴定。他先要同学们写自我鉴定,然后在小组会上念,让同学们评论,最后由党、团支部书记总结写评语。评语与我见面时,我不同意说我是资产阶级思想,不同意说我有名利思想,不同意说我走白专道路。金老师就“单兵教练”,找我谈话。一天晚饭后领着我沿单身教工宿舍与教工食堂之间的林荫道上散步,走来走去,上纲上线地教训我,要我承认是“资产阶级思想”。听口音他好像江浙人,不知是从哪所高校毕业,分配到武师不久,还没上讲台,是个助教。我不承认是“资产阶级思想”,辩解道:学习文学创作,向报刊投稿,班上不止我一人,不能因为我出身不好,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去年5月在《武汉晚报》上发表两首儿童诗,投稿时用的是笔名“乐喂羊”,发表时编辑改成了“乐维羊”,我图的什么名呢?只得过六元钱的稿费,不够我花费心血的代价,我图的什么利呀?我走的不是白专道路,而是红专道路。从初中二年级起我就要求进步,到今年每个学期递交两份入团申请书,到现在没有批准入团。不是我不“红”,而是不让我“红”。他没有说服我,我也不可能改变他的“偏见”。直到1968年,我才知道我的人事档案中的《思想鉴定》,仍然是“名利思想”,“白专道路”。这才明白,“组织鉴定”是由不得自己的,是没有办法的事儿。

庆祝1965年“七一”,年级学习委员、(一)班的吴永祥同学提前编写了一期“庆祝党的生日”的墙报,贴在男生宿舍楼到学生食堂去的那面墙上,同学们吃饭路过时都围观。其中有一首新诗《红枫》,是吴永祥自己写的。贴出不久,系党总支组织干事,又是(一九)六一级政治辅导员的顾某某,召开全年级的学生大会,口齿不清地说《红枫》是攻击党的大毒草,组织了几个同学上台批判。不知这事儿进了吴永祥的《思想鉴定》、装入他的人事档案没有。吴永祥的学习成绩很好。我们(二)班的有人喜欢搞创作,他们(一)班的有人喜欢做学问。这时吴永祥还和同班同学张光森一起准备报考研究生。他问我为什么不报考,我说出身不好,考得再好也不会录取。后来听说,这一年武汉师院地理系的一位毕业生杨建业报考研究生,被录取。听说毕业后吴永祥被分配到宜昌地区远安县的某个农村中学任教。1998年秋,我出差到宜昌,吴永祥时任宜昌市政府的副秘书长。他说跟着领导写了几十年“材料”,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接待群众上访,有时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措施”来对付,吃力不讨好,盼着早点退休。

武师1965年的仲夏夜,在生物楼旁边的小操场上接连放了几场内部电影,有《逆风千里》、《舞台姐妹》、《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等。不卖票,也不排队,自带凳子,随便看。中文系各党团支部号召大家写批判文章,贴大字报。几部影片我都看了,却没有写批判文章。因为我看不出问题来,倒觉得演的不错,拍得也不错。特别《早春二月》,是根据鲁迅弟子、“左联”青年作家柔石的中篇小说《二月》改编的,主角孙道临、谢芳演得很好。但我不敢叫好。想起离开汤逊湖前的事儿。工作队队长林文山(他是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的厂长,十三级干部,是我见过的第一位高干),有一次在工作队开会的间隙,他拿一本《中国青年》杂志的封底上水粉画《乘风破浪》叫我看,问我发现什么问题没有?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看不出什么问题来。他便说我“缺乏政治头脑”,说这是一幅反动画!你看,风是从西往东吹,是“西风压倒东风”,与我们的“东风压倒西风”唱反腔!他又指着画面说,所有的人都没有穿裤子(是几个人的下半身被芦苇遮住了),就是赫鲁晓夫攻击我们的“中国人穷得没有裤子穿”;你看,三面红旗倒了两面,就是否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还说,芦苇里藏着一条反动标语“蒋介石万岁”。我看不出来,想说,那不是“字”,是芦苇的枝叶经风一吹东倒西歪,乱成那个样子的。但我不敢说。不能与党的高干唱对台戏。他又说,作者的名字问题更大,“李浩泽”!两个三点水,他是要过海到台湾那边去“告”毛泽东。我不以为然,但不敢吭声。

林厂长大概是看过“大参考”,知道毛主席1964年关于文艺工作的两条批示,我们在校学生当时不可能知道。但回校让我们看这些挨批判的电影,更感到文化工作危险(论)。

回武师不久,就听说中文系副主任汤济川投沙湖自杀了。我们到郊区参加农村社教的同时,武汉市区在搞“城市社教”。市委派宣传部长带队的工作组进驻武汉师院,同样是搞“大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要满腹经纶、温文尔雅的文弱书生汤主任重新交代他的“历史问题”。他吓破了胆,怕过不了关,三更半夜,投湖自尽。捞起来后,仍然批判他的“修正主义纲领”。我们入学时,系主任朱祖延被高教部派到埃及搞汉语教学去了,汤主任在家主持教学工作,提出的师范学院中文系“三个一”的教学方针,即“一口话(普通话),一笔字(毛笔字和粉笔字),三百篇文章(熟读、串讲古文)”。我们当时是心悦诚服的,现在却说是“修正主义纲领”。不知该怎么批。

听到汤主任投湖自杀的消息,同学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被认为“只专不红”的同学心惊胆战,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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