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笛
作者为竹溪籍诗人，现居浙江。
1977年冬，恢复高考时，我正读初二，是班上的学习委员，我的班主任，也是我的语文老师，时年24岁，正一边教我们，一边备战高考，我姐姐，1975年高中毕业的回乡知识青年，村小民办教师，那年19岁，也在复习备考。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成功，也不怪他们不努力不优秀，实在是招生人数太少，而报考人数太多。1977年，高考考生570万人，只录取了27万人，录取率仅为4.8%。正是这样的惨烈竞争激励了我，一定要考上竹溪县一中，一定要考上大学。
我1978年考上首次面向全县恢复招生的县一中。在那时的开门办学潮中，初中办到大队，高中办到公社，可以想象这样多的学校师资力量该有多么薄弱，更不难想象，其整体学业水平该有多差。那一年，县一中高中部在全县数千名初中毕业生中只招了5个班，约250名新生，我幸运入选，打开了通向大学的第一道门。
在这一届高一新生中，我的岁数属于小的，还没满14岁，原因是我小学时被迫跳了一级，比同学们少读了一年书。因为初中时有幸遇到两位擅长文史的老师，我在文史学科上的基础比一般同学扎实，得以以文科优势幸运闯关。从小学到初中，我的数理化成绩羞于示人，所以高中分科时，我进了文科班，文科虽然也考数学，但难度低于理科数学。即便这样，我高考数学也仅得了24分 （满分100分），再加上强项语文和历史的失守，我这个县一中文科重点班的三甲生，华师大的希望生，终于在1980年高考中“滑丝”了，只能悻悻然去读华师郧阳分院，即当时刚改名不久的郧阳师专。我查了一下，1980年有333万名考生，招录28万人，这个竟争力还是蛮大的，我能在严重偏科的情况下考上大专，已属幸事。阴差阳错的是，高考时我的目标是华师中文系，而最后读的是华师分院英语系。
其实，我如果复读一年，强化一下优势学科，补补数学这条短板，上华师希望很大，但在那个考上中专都包工作分配解决商品粮的年代里，对于一个山沟沟里的放牛娃子来说，上师专已不亚于“范进中举”，何必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呢！现在回想起来，1980年代初期，备战高考其实并没有现在这么大的压力，也不像现在的高中学子那样苦读，毕竟考上大学的是少数，考不上的是大多数，落榜是一种常态，不像现在，考上不是新闻，考不上才是新闻。
顺便提一句，1980年高考，和我同龄的安徽考生查海生考入了北京大学，这个后来享有盛誉的诗人——海子，1989年3月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时年25岁。那一年，也是25岁、已在乡镇初中教了6年英语的我，经过激烈竞争，健步登上了母校竹溪一中的高中英语讲台，从此开始以教师的身份冲进高考战场，承担起向高校输送新生的重任……
30年后的2010年，我的儿子也走上了高考考场。这一年，参加高考的人数是946万，录取657万，录取率高达70%，大学早已从精英教育过渡到大众教育了。
2017年，我儿子大学毕业都工作3年了，可我所在的这所省级高中，高考备战却愈演愈烈。如今的高考，录取率如此之高，压力却不减反增，比30年前还要大出许多。学校与学校、学生与学生的高考比拼呈现出一种“战争”态势，究其原因，高考竞争的主战场已经转向，早已不再是低水平的升学率之争，而升级到所谓的“起跑线”之争——而一本率、重点率、211率、985率、名校率等恰恰是这场大考的统计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