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巴文化的起源与传承

时间:2017-07-11 11:05 来源:十堰日报     进入数字报 我要爆料

随着三峡库区、丹江口库区建设对长江、汉江、丹江流域的文物挖掘、抢救与整理,秦巴山区出土了大量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文物,更显示了秦巴文明的瑰丽与沧桑、灿烂与不朽。

■孟正圣

秦巴山区,是秦岭和巴山之间一个巨大的褶皱地带。它包括今天陕西的汉中、商洛、安康,重庆的万州,四川的达州,湖北的十堰和神农架以及河南的部分地区。秦巴地区被人为分割成鄂、豫、陕、川、渝五个不同的省份,成为人类文化与历史的边缘性地带,中国的学者们甚至从来没有从整体上正视这个具有统一性的文化现象。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不仅造就了秦巴山区奇特的地形地貌、广袤的山川河流、独特的气候风物,而且由于人类的繁衍生息,产生了丰厚的古人类文化、宏大的诗经文化、神圣的道教文化,是秦巴之巅上的文化绝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秦岭是长江、黄河的分水岭,它横亘在中国的中部。秦岭之名起于秦汉时期,由于这里曾是秦国属地,而这条山脉又是秦国的主要山脉,所以被人们称为秦岭。秦岭山脉全长约800公里,山势北陡南缓,群山相连、峰峦重叠。

巴山是陕南与四川之间的一道天然屏障,西起嘉陵江谷,东至湖北武当山,山脉绵延300公里,山岭交错、重峦叠嶂,是汉中、安康盆地与四川盆地的分水岭。

“郧县人”与人类通史地域

当我们沿着祖先的足迹,寻找远古人类文化遗存的信息时,惊喜地发现,以汉水流域为中心的远古人类繁衍生息的、具有地域性的古人类历史文化链条清晰而完整。可以说,这片广袤的大地是“人类通史地域”和 “百科全书地域”。

直立人巫山亚种。1985年,考古工作者在重庆巫山县庙宇镇龙坪村龙骨坡,发掘出一块有2颗臼齿的残破的直立人左下颌骨化石。1986年,考古工作者又在这里发掘出3枚门齿和一块有2颗牙齿的直立人下牙床化石。这一直立人新亚种后被定名为“直立人巫山亚种”,一般称之为“巫山人”,距今201万年至204万年,比云南“元谋人”还早30多万年。这一重大发现,对于人类起源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郧县人”也称“学堂梁子猿人”。1989年至1990年,考古工作者在郧阳区青曲镇学堂梁子发掘出距今100多万年的古人类头骨化石,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和古人类专家贾兰坡将其命名为“郧县人”头骨化石。“郧县人”骨头化石的发现,改变了人类起源非洲的学说,并向世界宣布古老的汉江是汉民族文化的摇篮,证明了郧阳是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域之一。

2010年6月,中科院院士吴新智、中科院古脊椎所副所长高星、中国地域文化研究会主任傅广典等40余名专家联合发布“关于人类起源与演化遗产保护的共识”的宣言,称以郧县(现郧阳区)为中心,汉江中上游是中国人类演化研究的重要区域,人类起源与演化遗产地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

秦巴山区古人类文化形成了一个完整链条:“郧县人”距今100多万年,郧县梅铺猿人距今50万至100万年,郧西白龙洞猿人距今50万年,宜昌“长阳人”距今约19万年,四川“资阳人”距今3.5万年。从人类进化的角度上讲,秦巴山区的古人类遗存为中国古人类演化模式提供了蓝本,同时证明了郧阳这片地域“历史没断代,文化没断层”。

随着三峡库区、丹江口库区建设对长江、汉江、丹江流域的文物挖掘、抢救与整理,秦巴山区出土了大量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文物,更显示了秦巴文明的瑰丽与沧桑、灿烂与不朽。

秦巴山区有古人类,也有神农架“野人”,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人类进化链条。如果把人类在这里的进化史与恐龙栖息地联系起来,就不难发现,这里从远古时代开始,就是人类与动物的活动中心,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元典《诗经》与尹吉甫

如果我们把追溯中华民族文化血缘的目光投向秦巴大地,那么,房县青峰尹家山人氏、周宣王的大臣、《诗经》的主要采集者尹吉甫就是中华文化源头的精神始祖。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原称“诗”或“诗三百”,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 (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前六世纪)的诗歌,共305篇。

我国著名学者冯天瑜将《诗经》定义为“中华元典”。“元”是万物的根本和本原,有开始、第一之意。“元典”有始典、首典、根本之典之意,具有原始性和原创性。诚如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中所言,元典的创生期相当于人类文明史上的 “轴心时代”,在这一时代,一个民族的原创性精神首次得以系统整理所形成的典籍,珍藏着各民族跨入文明门槛前后所积淀的精神财富,其间既保有氏族制时代原始民主及原始思维的遗存,又陈列着初级文明时代的社会风俗、历史事件、典章制度与观念形态,在以后的社会演变中,它们又得到多角度诠释,其意义被发掘和阐扬,最终定格为被社会所遵奉的典籍。

据相关历史文献记载,周代,王室派“行人”或“遒人”采诗,由太师总汇编纂。《汉书·艺文志》记载:“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房县志》中的记载与《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吻合:“周宣王封尹吉甫为太师,食邑于房,死后葬于房县青峰山。”

著名学者、诗人、中国诗经学会原会长夏传才生前在写给我市学者、市诗经尹吉甫文化研究会会长袁正洪的信中说:“尹吉甫是西周宣王时代的重臣,于武功文治都建有重大的功业,是对华夏民族发展有突出贡献的历史人物。他又是确凿可信可考的西周大诗人,他的多篇政治抒情诗保存至今,或美或刺,在思想和艺术上已相当成熟,比战国时代楚国的屈原要早五百年,论先后,中国诗史应把他列在前面。尹吉甫采邑在房县,其后裔世居于此,以房县为籍里,你们调查的材料可考可信。诗经是中华文化的元典,诗经学是世界性的学术,你们为之作出了可喜的贡献。”夏传才在为 《中华诗祖尹吉甫研究》一书作序中说: “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尹吉甫是中国历史上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大诗人。尹吉甫比老子早281年,比孔子早301年,比屈原早512年,比李白早1553年,比杜甫早1563年,比白居易早1654年。从尹吉甫诗作的文采、其名篇思想艺术对后人的影响,他对《诗》编纂成书过程中的贡献等多方面,尹吉甫可称为中华诗祖。”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由此我们可以断定,由尹吉甫主持汇总、编纂的 《诗经》总集有古诗3000篇。后孔子编选了其中305篇,整理出 《诗经》。

《汉广》一诗是 《诗经》中著名的爱情诗。其诗写道: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

按照清代方玉润 《诗经原始》的说法, 《汉广》是樵夫的情歌。抒情主人公是位青年樵夫,他钟情一位美丽的姑娘,却始终难遂心愿。情思缠绕,无以解脱,面对浩渺的江水,他唱出了这首动人的诗歌,倾吐了满怀愁绪。诗人以优美的情调描绘了家乡汉水的迷人风情,滔滔汉水,反复吟咏,重章叠句,一唱三叹,表达了对故土的眷念与深情。

闻一多曾这样说道: “三百篇的时代,确乎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的文化大体上是从这一刚开端的时期就定型了。文化定型了,文学也定型了,从此以后两千年间,诗——抒情诗,始终是我国文学的正统类型,甚至除散文外,它是唯一的类型。”由此可以看出,《诗经》不仅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而且也为其规定了方向。

《诗经》作为中华元典,其社会教化功能十分显著,即所谓“诗教”。《诗经》被认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文本。孔子曾训示弟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他认为“不学《诗》,无以言”。

有专家这样评价说:“《诗经》的伟大与卓越,使我们可以这样评价尹吉甫:他是缔造和传播中华文明的最早的集大成者之一。他当属人类首批智哲、中华首批圣贤之一。换个角度说,他是在中华文化前期沉淀的基础上,创作编纂修订中华民族文化典籍,从而基本确定中华文化走向的富于想象力的创造性文化始祖和巨匠。他的功德造诣堪与荷马、苏格拉底等人相提并论,他远在老庄、孔孟、诸子百家之先,他完全有资格拥有 ‘中华诗祖’的神圣与崇高。”

以道教为核心的武当文化

武当山又名太和山、谢罗山、参上山、仙室山,古有“太岳”、“玄岳”、“大岳”之称。其背倚苍茫千里的神农架原始森林,面临碧波万顷的丹江口水库,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文化遗产地之一,是中国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5A级风景区,也是道教名山和武当武术的发源地,被称为“亘古无双胜境,天下第一仙山”。

武当山以“四大名山皆拱揖,五方仙岳共朝宗”的“五岳之冠”的显赫地位闻名于世。明代,武当山被皇帝封为 “大岳”、“治世玄岳”,被尊为至高无上的“皇室家庙”。

武当山,是一座名山,也是一座仙山,它有相对完整的神格体系。“武当”之名最早出现在《汉书》中,汉末至魏晋隋唐时期,武当山是求仙学道者的栖隐之地。真武修真的故事在宋代已经定型,在道经中有比较详实明确的记载,主要有《玄帝实录》《真武启圣录》《太上说真武本传妙经》等,记述了真武在武当山修炼成仙的曲折经历。

据道经记载,真武的形象是披发黑衣、金甲玉带、仗剑怒目、足踏龟蛇、顶罩圆光,十分威猛。真武原是净乐国太子,生而神灵,察微知运。长大成人后十分勇猛,唯务修行,发誓要除尽天下妖魔,不愿继承王位。后遇紫虚元君(又称南岳夫人),授以无上秘道,连越游东海,又遇天神授以宝剑。入武当修炼。居四十二年功成圆满,白日飞升,玉皇大帝下令敕镇北方,统摄玄武之位,并将太和山易名为武当山,意思是“非玄武不足以当之”。

道教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崇高而神圣的地位,距今有数千年的历史。以“道”为最高信仰,认为“道”是化生宇宙万物的本原。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史》一书中写道:“中国的特性很多,最吸引人的地方,都来自道家的传统。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道家始祖——老子才是东方古代世界的精神代表者。尼采也说:“老子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垂手可得。”鲁迅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

中国古代文学同样不可避免地受到道教文化的渗透,道教文化对六朝志怪小说以及明代神魔小说和人情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鲁迅指出,《四游记》(包括《西游记》《东游记》《北游记》《南游记》)《封神榜》《三宝太监下西洋》等是神魔小说的代表。其中,《封神榜》受道教文化影响最深。

道教文化对中国古代的诗歌、散文、戏剧也同样有深刻影响。古代的文学精神、思想、观念、方法和文学形象、意象等各个方面,无不深深地打上了道教文化的烙印。

据相关历史文献记载,秦汉时期隐居武当山的修道者多栖息于石室岩洞中。魏晋南北朝时期始有庵庙建筑。唐太宗贞观年间敕建五龙祠。宋朝皇帝崇奉道教真武神,尊武当山为真武修炼之地,武当山道教正式形成。元代,武当山宫观教团日益发展。明代,是武当山道教发展的鼎盛时期。明朝初期,朱元璋的儿子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变”,夺取了皇位。传说在燕王的整个行动中,真武大帝都曾显灵相助。因此,朱棣登基后,即下诏特封真武为“北极镇天真武玄天上帝”,并大规模修建武当山宫观庙堂,建成八宫二观、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岩庙、三十九桥、十二亭的庞大道教建筑群,并在天柱峰顶修建“金殿”,奉祀真武大帝神像,使武当山成为举世闻名的道教圣地,

因历代帝王的大力提倡,尊奉真武大帝的信仰在明代达到鼎盛阶段,宫廷内和民间普遍修建了大量真武庙。如竹溪县辖内的偏头山、老阴山、香台观等,都建有供奉真武大帝神像的庙宇。

武当山山势奇特,雄浑壮阔,构成了“七十二峰朝大顶,二十四涧水长流”的雄奇秀丽与神圣威严。山间道观总数达2万余间,其规模宏大,建筑考究、文物丰富的道观建筑群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截至目前,武当山有古建筑53处,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建筑遗址9处,占地面积20多万平方米,全山保存各类文物5035件。

至此,秦巴大地出现了以武当山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史上又一座文化的金字塔。这就是光照千古、彰显于永恒的武当文化。武当文化就是以道教为核心的文化,它是以道家思想为根基,以道教精神为内核,以真武大帝为崇拜偶像,以武当山古建筑为标志的综合文化,包括道教思想,以真武大帝为主神的神格体系,武当山水、武当武术、道教文学、音乐、美术、建筑,道教组织机构与信仰,道人的衣食住行与法器,现当代对道教从宗教、哲学、伦理、文学、道乐、道歌去探讨和研究的当代人文新道家的学术研究集成及武当山地区多元文化成分在内的意识形态之总和。武当文化,是人们在以道教精神为主的中国传统哲学影响下,在以武当山为中心的地域内,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 “武当文化”不仅和 “荆楚文化”、 “三秦文化”、 “中原文化”一样,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世界文化史上无与伦比的一座文化巅峰。

在秦巴山区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远古时就形成了半坡文化、仰韶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系列进化。这片土地上神奇的神农文化、诡异的巴巫文化、宏大的汉水文化和诗经文化、武当道教文化一起,构成了一个丰富多样、兼容并蓄的文化生态圈。这个文化生态圈孕育过华夏文明,产生了汉民族创世史诗 《黑暗传》、中华元典 《诗经》,孕育了屈原的《离骚》。这个文化生态圈有着怎样的瑰丽与沧桑、辉煌与悲壮、流转与消亡?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去多角度、全方位思考。

(编辑:曹婧 新闻报料:8110110     在线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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