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照辉
丁酉年（2017年）9月14日，星期四，我回老家看望生病的母亲。刚进家门，父亲就说：“你走后，你妈就没吃过东西。”我走了4天，这意味着母亲不吃不喝已经4天了。我急切地喊着妈妈，轻轻摇晃她的胳膊，只感觉到寒冷与湿滑。妈妈吃力地睁开眼睛，只有麻线粗细的缝隙，很深很暗淡。我尽量凑近，还是读不懂其中的内容，感觉自己像跌进了马里亚纳海沟，被海水包围着，越沉越深……
小时候，我们住在乡下。低矮的草房孤独地躲在山沟里，出门要下两里多的山坡。每到傍晚，我们兄妹五个排队站在门口的大石板上，目光随山路起伏，直到尽头。天色渐暗，麻雀归林。屋后灌木丛中一阵悉悉索索的声响，对面山坳里几声麂子的低吼，我们抱成一团。大哥数“一二三”，我们异口同声地喊 “妈——妈——”。很多时候，回答我们的只有山谷。
妈妈是生产队的劳动能手，总是很晚才回家。再黑的夜晚，她不用任何照明，也能安全到家，有时候还背着一大篓从集体分得的红薯。我也问过她：妈，你咋看得到回家的路呢？她说：我眼睛尖，再黑也看得到。在妈妈的照料下，我们慢慢长大，才知道她之所以在漆黑的夜晚能平安回家，不是什么眼睛尖，而是路在心中，路在脚下。
那时候，总觉得父亲离我们很遥远。妈妈说，他在山那边教书，只有寒暑假回家几天。他一回来，就不让我们下河洗澡，不让我们上山打鸟，逼着我们在家写字、做算术题。于是，我们不希望他回来，但妈妈希望。
一到腊月，生产队里的活儿少了。傍晚，我们就不用在门口盼着妈妈回家。妈妈把疙瘩火烧得很旺，红火灰里埋进几个红薯，让我们围坐在一起。墙熏得漆黑，红薯在往外冒热气，渐渐的有了香甜味儿。妈妈拍打着我衣服上的灰尘，笑眯眯地问我：你猜猜看，你爹啥时候回来？据说小娃儿说话很灵的。如果我说明天，妈妈就很高兴，会赏给我一个烧红薯。如果我说不知道，妈妈就不说话，默默地把大哥穿不了的衣服拆开、剪裁、缝补，这就算给我做过年的新衣服。要么一双鞋底不离身，随时能听到线绳穿过鞋底的“吱吱”声响。
待我半夜醒来，妈妈还在缝缝补补，甚至到天亮。长时间的熬夜，加上烤疙瘩火的烟熏火燎，妈妈的眼睛总是红红的，眼泪汪汪的。她把纳鞋底的线绳用麝香水浸泡晾干，沾了桐油点着。一手扒开眼皮，一手用带火苗的线绳点烧，只听得“刺啦刺啦”的声响，妈妈管这叫“烧灯火”。我屏息看着，小声问她：疼吗？妈妈说：不疼。妈妈的眼角从此留下了一处烧痕。现在想想，能不疼么？
收回思绪，医生已给妈妈打完针，她的眼睛睁得大了。她拉着我的手说：我没事儿，你回去上班吧，不能耽误工作。晚饭后，我在她床前道别，她伸出手在空中轻摆。
第二天是星期五。我刚到办公室，大嫂打电话说：妈妈走了。我愣在那里，眼前一片漆黑。
作者地址：房县档案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