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锦华
我是大山的女儿，1977年生于竹溪县红石岩村一个多子女的家庭。关于那个艰苦的年代，对于一个土生土长的山乡人，现在回头想想，似乎也没什么可着墨的。
小学时，每天放学吃完饭后总是最积极地问妈妈：打猪草还是捡柴？得到派工后也是最先出门和最努力的一个，埋头苦干，木讷少语。为此，在姊妹和邻居眼里我总是傻里傻气。此外一有空闲，就拿旧祙子破褂子拆线跟大姐学织毛线，拿妈妈鞋篓里的布头粘鞋垫，折树棍在泥地上画树影，偷看爸爸的《水浒传》……但幸运的是，我的学业从不让人操心。
而我真正爱上阅读和写作却是1994年以后的事。
那年我被湖北省民政干部学校录取。在当时当地，一个女孩子，要去武汉上学，可是一件极荣光的大事。傻妹子一下变成了金凤凰，连借学费父母都少说了许多好话。
我还清楚记得临行前的情景，大嫂特意给我买了件新毛衣，学缝纫的二姐给我做了条新裤子，大姐硬往我裤兜里塞了20元钱。爸爸将一大沓10元、50元、100元的钞票叠在一起，小心装进大信封里，郑重地放在大哥手上；妈妈红着眼圈把装有芝麻盐、红油豆豉的背包挎上我的肩膀……我在一家人一步一叮咛里一步三回头的告别。
自此，一个连县城都没进过几次的土妹子，在大哥的护送下坐上长途客车，又转坐火车，经过两天一夜直奔省城了。当火车哐当哐当经过长江大桥，我心中的起伏无法言喻。
接下来的三年，我在大城市里过着山乡人的生活，终于明白什么叫穷困。但学校有个最诱人的图书馆，我吃了一个月的稀饭馒头、米饭大白菜，省下30元生活费办了张借书卡。从此，从《红楼梦》到《安娜·卡列尼娜》，一发不可收拾。课外看，课堂上也看，经常遭老师教科书敲头，罚去办公室倒茶，也因此受到了语文老师的更多关注。满头白发的语文老师表情严肃地朗诵我的作文后说，此文已选发为校刊刊首，还送我雅号“小秀才”，并推荐我做了校广播台通讯员。
在省城的校园里，一个土里土气又其貌不扬的小女生，自此受到前所末有的关注，甚至收到某些直接或间接的邀约。但我总是迟饨的，总是在室友反复卧谈里才明白过来，可我却更乐意在双休日与同桌备上简单的吃食，随意搭上公交坐到终点，然后信步在郊野闲逛，直到傍晚才赶回校园。
快乐幸福的光景总是短暂的，中专三年一晃而过。
我终归是要回家的，大山的女儿背负着大山般的厚重希望，不得不像大山一样在静默中等待着命运的安排。可是命运并没有因为我大山一样的朴实而眷顾，它用不了了之的拖延之术无情地痛击了我不经世故、不懂变通的呆板。全家人满怀期待地足足等了一年，终于我还是像大山一样沉寂。
1998年秋天，我背着简单的行李，在父母亲朋的叹息声中默默南下广东，开始了长达14年的打工生涯。在快节奏的工业城市里挣扎着生存，不需要阅读，不需要写作，只需要一双听指挥的机械手。在此期间，我有了一个简陋的小家，有了孩子，深植在心里的一颗种子不知不觉中早已干涸。
2012年，迎来我生命里的第二个孩子，不得不结束流浪生涯，回到竹溪花桥，开始了新的留守生活。
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日夜紧张悬心，那种苦闷和疲乏，让我透不过气来，却无处能诉，无人可听。
在女人最美好的年华里却有着最深的孤独，但我没有悲哀，也不能悲哀。因为有文字，有诗歌，那颗深植入心里的种子，终于又被深深的孤独催发了芽。
巴金曾说：我写作，不是我有才能，而是我有感情。
“写作”这个词用在一个农民这里，似乎很不协调，充其量诗歌之于我，只能算是记录。我只不过是用分行分节的格式记录着我的生活，我的随想罢了。我只不过是用大山一样安静的文字，按住了一些大山一样厚重的向往和惆怅罢了。
（作者系农民诗人，笔名子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