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洁，笔名小布头。房县籍作家，现居北京。写诗，也写小说。作品散见于《中国作家》《小说界》《诗刊》《十月》《花城》《作品》《北京文学》《上海诗人》《星星诗刊》《扬子江》《诗潮》《长江文艺》《诗选刊》《鸭绿江》《诗歌月刊》等杂志，并入选《中国诗歌年选》《中国诗歌精选》《中国好诗三百首》《1991年以来的中国诗歌》《中国先锋女诗人诗选》等数十种诗歌选本。参加过第四届十月诗会，诗刊社发现栏目头条诗人，出版过小说集《看你的翅膀能够飞多远》、长篇传记文学《罗国士传》，主编同仁诗集《五重塔》等。
■ 特约撰稿 王洁
房子的迁徙史，就是一个人的漂泊史，我后来住过的很多房子都被打包装进我的行李，只有第一间房子，它是我出生时第一眼见到的地方，因为如此，它更像生命的一个胎记，烙在肉身里，当我在大地上行走，它也在我的血液里奔流。
梦里回回抚摸我出生时的房子，灵魂在广袤的大地上鹰一样追寻，越过高原、大山、丘陵和盆地，越过一条条有名的无名的江河和茂密的森林，向我出发地熟悉的街巷和民居奔去，盘桓在我居住的大院。蜘蛛编织的网页、陈旧的门框、雕花的窗台和红漆斑驳的梁柱，从记忆的深处浮现。我知道，无论最后停落在何地，我们终生都在返回它的路上。
老关庙的故事
那里有一座戏楼，更早时候它是一个关帝庙，被人们亲切地叫老关庙，是供奉忠义之士关羽的所在。听人说：出生在庙里的孩子是有福的。但在我出生的时候，这里已经变成了一座戏楼，只是沿袭了关帝庙的名字，那么是否就证明了这个本来有福的孩子，从此要经历她漂浮动荡的人生？不得而知。
在解放军剧团来这里驻扎之前，也就是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曾有无数江湖卖艺的戏班子在此逗留，生旦净末丑在这里演绎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带给小城人愉悦和享受。那个戏楼绝非一般的建筑，如果保存至今，一定是珍贵文物，雕梁画栋的三层木楼，雕刻的人物和风景多是戏文里的，人物栩栩如生，没有一幅画面重复，在老关庙的院子里，戏楼就像一个雍容的妇人，经历无数战乱和岁月的风雨，依旧保持着她身上一种特殊的华贵，并在解放军剧团来临之后，成为小城人快乐的所在。
我出生的屋子，在戏楼二层，是整个舞台的主楼，临窗可以将错落有致排列的院落老屋尽收眼底，谁家的烟囱上冒出袅袅炊烟，谁家的门扉吱呀一声启开，谁家女人在天井上趿着拖鞋懒怏怏地走着，去井台淘米，井台两旁各一棵粗壮的核桃树，果实颤颤、枝繁叶茂，这一切都被看得一清二楚。
最有印象的是一对双胞胎老姐妹，她们轮流来我们的院子里挑水。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她们来挑水，总是尽可能挑没人的时候来，左顾右盼的样子就跟做了小偷一样怕见人，如果院子里有人，她们也从不跟人寒暄，对任何人都是一脸不相识的样子，如果有人恶言相加，挑水的老处女必以扁担相拼，而一墙之隔的姐姐或者妹妹，总能及时赶到井台，像疯狗一样张开大口，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架势扑向对手。她们姓昝，住在我们大院西面一墙之隔的一个狭长的巷子深处。我现在想起来，她们住的屋子应该是我们的院墙与西街裴家奶奶家的祖屋院墙之间的空隙。不知何年何月，她们在两道高墙之间结庐而居，使临街的门与居住的屋子形成狭而长的幽谷之所。一对未出嫁的老姑娘，她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色彩斑斓的话题，关于她们为什么不出嫁，为什么至今相依为命，是困惑我童年的一个问题。
解放军演出队驻扎进老关庙以后，因为要腾出营房，包括戏台在内的前院都让了出来，我们家就搬到后院，门前有一片很大的葡萄架，我抓着母亲的奶头，听母亲讲述着仙女和灶王爷的故事。等我能够像燕子一样四处飞奔，戏台、天井、葡萄架、曲曲折折的回廊、过道、一进进昏暗却温暖的瓦屋，便成了我和同龄孩子的乐园。
到戏台去看解放军练功和排练自然是每天最有趣的节目，晨练的文工团员们都是清一色的叔叔，他们在戏台的木地板上，丢一块行军床一样大小的军绿色棉垫子，一排人轮流在垫子上翻跟斗、叠罗汉。一个叫杨排的叔叔，是排长，也是演出队队长，他嘴上的哨子，是演出队的时间表。排练的时间在下午或者晚上，那时候我们大院经常停电，而自从解放军的演出队进驻以后，一盏汽油灯便把整个戏楼辉映得如同一条晶莹璀璨的银河。整条街上的百姓都赶来看戏了，叔叔们在舞台上演出着《八大员》、《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火车向着韶山跑》、《智取威虎山选段》，那些节目被我们每天看，几乎都记得它的每一个细节。尤其是《八大员》又说又唱，一韵到底，特别好记。我还专门跑到厨房里拿来母亲的围裙，帮哥哥系在腰上，和我们院里的黑子、小红、奶娃几个人一起分配角色，自唱自演。一次杨排走到天井上，看到了他们的模仿，就上前纠正他们。我的眉清目秀、生性羞怯的哥哥，一直是他们中演得最好的，一个人就担任了宣传员和炊事员两个角色，杨排叔叔高兴得把他抱起来转圈圈，淘气的奶娃恶作剧地大喊：“哎呀，不好啦，他是女娃呀。”把杨排叔叔和哥哥一起闹了个大红脸。
戏楼的情结
最爱夏天时的戏楼，爸爸和叔叔们喜欢用井水做一种十分好喝的汽水，刚出井的井水又凉又甜，一院的孩子都拿出了自己家里最大的搪瓷杯，等着一场消夏的盛宴。乘凉的人摇着蒲扇，坐在竹椅和竹床上，这个季节的夜晚属于老人和孩子。老人讲古今，孩子们神游在遥远的星群和月亮里，云彩们睡去了，葡萄架下偷看鹊桥会要等到农历的七月七，核桃树上有一个古怪的精灵，只容许果子成熟的时候，人家到它的臂弯里采摘果子。一定要做个听话的孩子，好孩子就有棒棒糖吃，连梦都有着天空的蓝和悠远，神仙们总站在云端里，他们打望着孩子的梦，看到了被希望包裹的人间。
记忆中已经模糊了解放军叔叔的宣传队，也模糊了他们离开戏楼的具体时间，而他们与戏楼里的人和事，连同儿时的神话和梦想，一起沉没在我的心海深处，时刻等待着一场奇妙的打捞。
然而，一切都远去了，消失了。
我在2003年专门回老西关寻访那宅院、那戏楼，不用说，早都没有了，也没有空出一片空地，或者长出一片森林供我缅怀，城市里的地寸土寸金啊，这里早已高楼林立，连我陷入沉思的一缕青烟都被轰轰烈烈的汽车喇叭声震散。想起小时候大人说的话：“出生在庙里的孩子是有福的。”那么在戏楼里降生的孩子，必定注定了漂泊的人生。我流浪的驿站它一定是一个起点，我从这里出发，必定将走到更远的地方去。
房子的迁徙史，就是一个人的漂泊史，我后来住过的很多房子都被打包装进我的行李，只有第一间房子，它是我出生时第一眼见到的地方，因为如此，它更像生命的一个胎记，烙在肉身里，当我在大地上行走，它也在我的血液里奔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