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已有八十高寿了，身体还算硬朗，一个人住在鄂豫交界处一个偏远的乡村守着老屋，自个儿能做饭洗衣、料理家务，还种了一亩地，种些苞谷、油菜、青菜、蒜苗之类。
母亲是个苦命人。姊妹五个里她排行老大，五岁开始放牛，7岁会做饭，9岁就成了家里的劳动力，不仅要照顾已经得病的父母，还要照顾弟弟妹妹，经常背着妹妹或弟弟去摘酸枣、掏鸟蛋、拔野菜、捡红薯。在那缺吃少穿的年代，外公和二舅相继饿死，母亲12岁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为了让外婆、舅舅、姨妈们有个靠山，生活上有个帮手，母亲17岁就嫁给了我的父亲。
母亲不识字，一辈子没有进过校门，自己的名字不会写、不认识，阿拉伯数字只能数到10以内。我父亲在世时，母亲不当家，从来不经手钱，家里的人情往来都是父亲一手操持，母亲从来不过问。那时她十元以内人民币面值都认不全，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个典型的“睁眼瞎”。
我小时候家里很穷，住的房屋是土坯房，睡的是麦秸窝（做的木床上铺上麦草），吃得最多的是稀得能看见人影的红薯糊（在煮熟的红薯汤里搅上苞谷面），家里经常揭不开锅，吃了上顿没下顿，缸里没粮、坛里没盐、罐里没油是经常有的现象。向邻居借油、借面，向村里的小商店赊盐、赊火柴是经常的事。现在，每次我给女儿讲起这些家史，她抿着小嘴听得津津有味，听到最后来一句“爸爸编故事编得挺像的”，气得我手扬到她头顶又轻轻落在自己头上，装模作样地抓抓头皮。唉，他们这一代没有吃过苦、受过罪，说啥也不会相信的！
那一代的邻居们都很善良，也很朴实。只要一家有客人来，招呼一声，来帮忙陪客的、烧火做饭的、劝酒的都来了，有的从自己家里端上一碗煮红薯，来凑个热闹、捧个场。
那时候的人们最怕下雨。
春上最怕下连阴雨。大部分农户和我家差不多，青黄不接，雨下久了，家里到处回潮，被子一股呛鼻的霉味，头年秋天晒的红薯干长了一层绿毛，洗干净煮熟后我皱着眉头吃着。稍微吃慢一点，父亲会嚷：“快吃，不吃会饿死的！”吓得我赶紧闭上眼睛勉强吞下。
能吃上一顿熟食就算不错了。已经记不得多少次因阴雨连绵，放在室外用来烧火做饭的白花刺、苞谷秆、麦秸全淋湿了，怎么也烧不着，每次做饭，低矮的厨房里烟雾缭绕，呛得母亲不住咳嗽、两眼流泪。有时实在没有柴烧，红薯煮半天还是半生不熟，母亲就招呼我们快去吃，吃了该干活的干活、该上学的上学。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大人们盘算着能收多少芝麻、绿豆、苞谷、红薯，能卖多少，给孩子们留够学费，剩余的还要偿还药店、商店、面粉加工厂、铁匠铺等等平时一家人的欠账，若有宽裕，留一点过年给大人孩子添置新衣服、新鞋子。秋季的庄稼是一天一个样，最好的年成是晚上下白天晴，芝麻能长一人高，绿豆叶子长得像蒲扇，红薯秧子铺满地，苞谷穗子像棒槌般，可遇上秋雨连绵，一家人的希望和盘算就要落空了，芝麻、绿豆颗粒不收，红薯只长秧子不长红薯，勉强收点苞谷只够全家的口粮。
冬天农活少，大人们每天早饭一吃，扛着锄头、铁锹去翻腾出来的空地，翻好的土地经过寒冬，第二年春上像沙滩一般，特松软，插红薯、耙油菜、种苞谷，准增产。如果淅淅沥沥地下一冬天雨或雪，耽误了翻不成地，人们在家待着没事干，冷了就烧火烤，一个冬天烤一垛子柴禾。那时候村里大多是土坯房、茅草棚，一不小心就会发生火灾，每年过年的时候村里都要发生几起火灾，惊动左邻右舍、男女老少扑火救人。
庄稼汉盼种田，小孩子盼过年。如今，再也找不回儿时的年味了……
（ 段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