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善清
时常从阅读中感受乡土气息，获取乡情濡沐，博得乡愁慰藉。天之大地之广，也许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但往往又乡情无处不在，所见无所不亲，毕竟都生活在岁月的屋檐下，衣食住行大同小异，社会化的小圈子又包容在大圈子里，书和其他文明都是通向每个人的，贴近每个灵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共情就理所当然，阅读走向心灵的故乡。
英国作家约翰.伯格《猪的土地》有段写到工业文明和城市化之下的乡村情景：“村里很多男人去了巴黎挣工资，做伙夫、搬运工或扫烟囱。离开前，男人备好足以过完复活节的干草、木柴和土豆。留下来的是女人，老的少的。”看到这里，我立马就联想到我的故乡这几十年的情形，壮劳力涌向城市，留守故土的是老人和孩子，还有妇女。我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迟了西方，但最终我们快步跟上了，重温他们的那时候也就是具体感受我们的当下。
读德富芦花的《春天的七日》，其中一篇《远离都市》一段记述引起了我的共鸣。他写道：“明治初年，离开距萨摩很近的故乡搬到熊本，后来又从临时借居的亲戚家搬到父亲买来的破茅草屋。出生四十年来，我也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和茅草屋，我感觉自己仿佛成了帝王，舒舒服服伸展双脚安然入梦了。”住茅草屋就知足的日子，我家就实实在在经历过。常听我哥说，爷爷那时候，没有立足之地，寄人篱下，后来亲戚给了一爿地，盖了两间茅草屋，一家人从居无定所中安顿下来，欣喜若狂，夜不能眠。阅读德富芦花的文章才知道，茅草原来不仅长在我的故土，长在日本的乡下，也长在十八世纪英国诗人汤姆森的家乡，否则，咋会有这样的诗句：“我清楚记得这些羽毛/这些野草/和墙上的针茅/被雾和安静的雨珠镀成了银色。”其中的“针茅”不就是我们这里的鸿茅？
赛珍珠曾扎根中国乡土，她的《大地》写了逼真的江南农村生活，其中一段关于夏收的情节中出现了“连枷”的农具描写，这一下子勾起了我不远的记忆。我母亲、我嫂子、我的乡亲们在麦场脱粒时，都使用这工具，祖祖辈辈都是靠这工具将麦穗脱出颗粒的。要说江南人使用这工具应该不足为奇，我们鄂西北距江南不远，地畔相连，风俗相近。而在德富芦花笔下出现就有些新奇，他在《梅雨转晴》一文中写道：“一直盼着放晴的农户也雀跃不已，纷纷开始打麦子，耳边充斥着噼噼啪啪的连枷的回响，大家都忙得不亦乐乎。”这更酷似了我家乡那些年的麦收情景，“噼噼啪啪”的声音让我更具体地看到了那“连枷”即我家乡打麦场上的那个挥起又重重落下的带着浓重夏收气息的工具。
简媜也善于写乡村生活，她在《漫卷心情》一文中写道：“从前在家里煮饭，灶前一面看火一面看书。”看到这句我的童年一幕就出现了，小时候，母亲做饭，我就帮忙烧火，那些松针杂草类的柴，添进灶内，火苗一起，轰的一下子就没了，还没看完一行字，就得立马再去添柴。一心二用，许多次，喷出的火苗把头发和眉毛都燎焦了。
沈俊峰的《自信的文化土壤上》写到安徽那里的乡俗，重视文化教育的口头禅是“穷不丢猪，富不丢书”。在持家上，养猪是致富的首要途径，教育孩子读书是升起生活希望的唯一出路。沈俊峰还特意用到一个形容笨、傻、憨的地方土语“苕”，这个词在他的《水》一文中看到时很是好感，觉得是我们身边人在说话，我们这里常说：“你别苕啊，放聪明点！”一个土得掉渣的词居然在江淮也用，这就有了把千里之外的皖北引为同乡的冲动。
迟子建在《灯祭》里写到当年她父亲用玻璃罐头瓶给她做灯罩的细节，顿时让我回到了从前。灯在外面提着是需要灯罩的，用布或纸糊的罩子不经用。当生活里出现了玻璃罐头瓶时，这就成了最佳灯罩。玻璃瓶底怕开水烫，一烫底就掉了，圆筒就成了最好的灯罩。这法子我在住校读书时就用了，迄今那烟熏火燎的黑不溜秋的灯罩还在我的眼前不时晃悠。
也许乡亲在他乡，也许乡土在远方，读书找去吧！
书和一切文学艺术反映了最广大的人们生活，所以，我们可以翻页遇到老乡，携手走进村头老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