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洵洵
许多人认为，写文章似乎是一件门槛很低的事，但凡识得一点字的人都能写段文字出来。然而，只有当真正提起笔时才会发觉，要把眼之所见、身之所感、心之所想表述清楚，远比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出现这种困惑，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文字与现实都是一种独立的存在，二者之间有一段让人难以捉摸的距离。写作者的任务，就是搭起文字与现实的桥梁，把现实通过文字呈现在世人面前。
日本作家平冈笃赖说，语言不可能重现现实，完全重现了现实、事实或实际体验的文章，从一开始就不存在。文字只是现实的一部分，以有限的文字去叙述无限的现实，结果自然是徒劳无功。写作者所能做的，就是在文字的脉络中努力捕捉现实，尽力在字里行间缩短二者的距离，让读者通过文字看见一种栩栩如生的崭新现实。
当写作者开始着手描写现实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用第几人称开始叙述。日本作家根本昌夫说，决定好了第几人称，文章就等于完成了三成。因为决定了人称就决定了叙述的视角，要写什么也会随之明确下来。文学作品的人称大多是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第一人称是一种平行视角，与作品中的主角天生有一种亲近感，便于描写内心活动，意识流小说常用这中叙述人称。第三人称的视角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压迫感，作品中的人物、场景都像是写作者手中的道具，可以任意裁剪经营，便于描写社会现实，在现实主义小说中常见。
正如语言文字有它的局限一样，人称也有它自身的局限。第一人称视角狭窄，叙述空间不易拓宽，并且主观性较强，在宏大叙事面前显得捉襟见肘。第三人称视角有种隔岸观火的感觉，写作者与作品之间存在着若隐若现的隔膜，在情感抒发、心理描写上不够直观，使得作品读起来或多或少有一种疏离感。
为了克服叙述人称的局限性，毕飞宇创造性地在小说《玉米》中采用了“第二人称”。第二人称“你”在生活中很常见，但是在文学作品中却用得很少，因为它就像泼妇骂街，太过锋芒毕露，气势逼人。毕飞宇的“第二人称”是用“他”来说“我”的事，是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的“综合体”。毕飞宇在后记里举了个例子，“第二人称”的叙述方式就像一个大妈站在大路旁，不吼叫，不淌眼泪，不打滚，不挺手指头，只是默默地掀起上衣，把腹部的伤疤袒露给人们看。大妈这个“我”没有说话，伤疤这个“他”也没有说话，但是二者合在一起，就产生了一种令人动容的力量。
毕飞宇运用“第二人称”，既勾勒出了王家庄的生动形象，也刻画出玉米、玉秀、玉秧三个女人的苦难人生。在这里，玉米、玉秀、玉秧虽然是第三人称，但是作者始终用第一人称“我”的语气在书写。写着写着，这三个独立女人的命运轨迹好像被上帝规划好了，容不得丝毫随意更改，作者只好强忍着悲痛把美好的事物撕碎，再写出来展示给世人，这让读者在产生情感共鸣的同时，也对作品中的必然因素进行深刻反思，从而增加了作品的厚重感。
郁达夫说，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事实上，不管用第几人称，作品中始终都会存在一个“我”。运用第几人称只是会对叙述的语气、叙述的距离和叙述的介入程度等产生影响，本身并不存在高低优劣，每种人称都有可以写出精品文章，写作者完全可以根据要表达的主题进行选择。对一个有写作愿望的人来说，重要的是提起笔把想要表达的东西写出来，经过无数次的训练后，掌握各种叙述人称的特点，才有可能写出重建现实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