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建德
不同年代、不同作者的流行作品有不同的研究价值。今人眼中中国古代的很多名著，在当时都是民间作品。比如《诗经》中许多作品就是在民间流传，带有民歌色彩，优美的篇章特别多。
晚清时林琴南翻译的外国小说，被许多人说成是“二三流”，不值得花时间去翻译。但恐怕他们的结论下得过早了。比如《茶花女》实际上在中国起到的社会作用特别大，它被翻译成中文后，让大量中国读书青年喜欢上了“小说”这个门类。因为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相比于诗、文，小说不是很受尊崇的文学类型，地位不高。但是林琴南用文言文翻译的外国通俗小说，让小说的地位在中国人心目中大大提升。
同时，这些作品在大家心目中培养了比较的意识，认识到在哪些方面值得改进，对于新文化运动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比如法国小说《爱国二童子传》讲述法国在普法战争战败后，百姓的一种普遍的爱国精神，大家对陌生人彼此信任。而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很多中国百姓的国家意识其实很淡漠，这部小说对于当时国人群体意识的形成、爱国精神的培养有着很好的引导作用。
所以不应该把流行的通俗作品列入另类，对它要宽容一些。莎士比亚在他的时代是通俗的，他的戏剧受到各阶层观众的欢迎。《三国演义》、《水浒传》成为经典的时间并不长，可见经典也是流动的，处于不断建构的过程中。所以流行跟经典的概念不一定对立。要作外国文学研究的话，也要读《福尔摩斯》这样的流行作品。如果我们只待在一个经典文学的“蚕茧”里，其实是把自己与更开阔的世界隔绝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