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能军
2005年，当我意识到小说该如何写时，我的写作突然陷入了停顿，也就是说，我突然感觉，我已经不会写小说了。这使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深感惶惑。这一状态非常像我写了十多年诗歌后，突然在某一年写不出一行自己满意的诗句所面临的危机一样。我为自己找了很多原因，比如，激情减退，灵感丧失，感受能力下降等等。但是仔细一想，这根本不是原因，而是我叙述世界的方式，在不自觉地发生着变故。从一开始写小说，我是奔“故事好看”、“语言有冲击力”而去的，这一情形相对于长篇小说的写作，有很大的快感，一路铺张开去，如脱缰的野马。我写的第一篇小说是一个长篇，就是这样凭着一股语言的气势和故事的好看，一路跑马，随心所欲。接着我以同样的状态写了不少中短篇，大多很快见诸各类报刊。在“顺手”的状态下，反过头来读自己的东西，我感到了难堪，难道这些变成铅字的文字，就是你一直追求的东西？
总之，我不再有兴趣和耐心阅读自己发表的东西。从那时开始，我的写作变得犹豫不决，一个短篇反复写了多次，有时弃之不顾。我以为，如果我再依从从前的写作惯性，写那些“顺手”的东西，我有点愧对自己的愿望，也就是说，我再也难以容忍自己的“手艺”。如果没写出更过硬的东西，写作就变得毫无意义，最多在刊物上露露脸。但是这些没有难度的顺产之作，根本就无法安慰我的写作，甚至还深感愧疚。
《刺刀》是我在相对难产的状态下写的一个小说。在那段时间，我还写了三个与“杀人”或死亡有关的小说。这三个小说，写得很慢，自认为，它们已经使我获得了某种新的开始，那就是从虚构的本质开始，使现实能够在笔下轻逸飞升；不是贴近现实，而是有意拉开与现实的距离。但是这些小说被大多编辑告知：故事缺乏现实的支撑。也就是说，这样的小说偏离了人们的理解常规。但是我很快就调整了自己的心态：我再也不会按照某某刊物的趣味去写作，我相信我找到了另一种真实。这是一次反叛自我又重新确立自我的尝试。余华曾说过，他写的是虚伪的作品。现在我理解他所说的“虚伪”是针对什么是文学的真实而言的，当现实的真实通过你的感觉“虚化”过滤后，才有可能接近文学的真实，否则，你的写作不会比一则消息更具有意义。其实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但是我们还是习惯从故事里寻找现实的真实，找微言大义，找意义所在。而被虚化的那部分，被空置的部分则成为理解的障碍。这非常糟糕。因此我对目前回归现实主义，回归底层的写作，就怀疑其真诚与真实性，既没有现实的真实，更没有文学的真实。那些刻意的脸谱，顶多是新闻的文学夸大。这样的现实是个陷阱。这世界就这么荒谬，超越了你的想像，你不是被纷纭的现象腻花了眼，而是丧失了怀疑和破坏这一切的可能性，是某些宿命般的陈规，遮蔽了自身的眼光。
《赤日》写于两年前，当时，我还没有这样的警惕性，基本沿袭了过去的路子，故事牵制着自己的想像。我们习惯了用显微镜来透视世界，这是种近，细到毛孔的近。但是当你不妨用望远镜来观察世界时，你所获得的是另一种更加开阔的视野。也就是说，那两片神奇的镜片，既虚化又拉近了你与世界的距离，同时也使你获得了不同于我们平时所见的那种新奇视觉。一种是近的真实，一种是远的真实。其实，当我们写作时，我们的感觉，不是接近，而是偏离，有一种远，有一种虚，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若即若离，才使我们找到比近更可靠的真实感觉。
当然，我这样说话，并不代表这两篇小说就印证了我上述的想法，它们只是我在不同时期，力争“纠正自己的视野”所作的努力。它们显然还不是“过硬”的作品，但是我希望它们有可能帮我找到一些新的元素。比如对现实进行“陌生化处理”，在简洁与朴实处，见出一些清虚、豁亮的东西，在看似虚假与看似真实之间，找到一种更贴近于内心的叙述。
（作者为十堰知名作家，出版《烂醉如泥》《暗的河》等多部著作）
